作者：山羊月，埃塞克斯大学环境社会学资深博士僧

我来提供一些干货。

在iTunes U上听了加州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教授 Ann Swidler 的课，非常赞。其中一节讲的就是美国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差距。她提出，社会学家们迫切想要了解，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在社会上的机会是否存在差异？父母的背景对孩子们的事业有多大的影响？

答案是，是决定性的差异，是决定性影响。

以下是摘录、翻译自她课程的话——

假设一下，社会学家们采访了很多大集团的 CEO，发现80%的人来自与不那么富裕的家庭。于是他们假设，嘿，我们的社会有很高的流动性嘛。然而，事实不一定如此。如果你来自富裕的家庭，相比其他孩子，你的背景会让你有几百倍的机会去成为 CEO。传统的分类方法无法系统解释个人的努力和家庭影响对于事业的真正作用。

于是社会学家们想出了一种新的，非常聪明的评价社会分层作用的方法。 Blau 和 Duncan 在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美国职业结构研究）这本书中提出了这一天才的想法。该书出版于1967年。这本书彻底改变了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社会分层和社会不平等的方法。这一开创性的作品创立了新的方法，新的理论，新的概念，至今为止，这一作品仍然支配着全世界社会分层的研究。我自己有一本第一版的，我甚至认为这书可以拿出来当古董卖钱。

如果要研究人们在社会中事业是否成功，一个大问题是人们存在于不同的时代。如果你生于1950年，那么你可能有一份非常不错的制造业的工作，一个中产阶级的收入和生活。但是如果你生于20年后的1970年，你参加工作的时间是1990年，如果你是那个蓝领工人的孩子，如果你有他的技能和教育，你的工作机会将大大不同于你的父亲。而这种改变不是因为你自身，而是因为你所处的历史时代的缘故。经济变化和人口变化对于就业的影响巨大。

Blau 和 Duncan 1962年开展了大量对美国男性的问卷调研。他们访谈了25到64岁的美国劳动阶层的男性。他们问访谈者：你现在的职业是什么？你16岁时你父亲的职业是什么？你接受的最高教育是什么？你父母的最高教育是什么？还有其他很多变量，但是最重要的变量是父亲的职业，父亲的教育程度，母亲的教育程度。他们没有分析母亲的职业，因为很多女性当时都是家庭主妇。还有你的职业和你的教育。而具有开创性的是，他们认为社会流动性的程度，社会机会平等的程度，体现在父亲的教育程度和职业和孩子的成就之间的相关性有多小。如果发现你小时候你父亲做什么和你长大之后你做什么之间完全没有相关性（=0），那么整个社会是完全流动的。也就是说，即使知道父母的职业和教育程度，人们也完全无法预测孩子的职业和教育程度。相反，如果相关性是100%（=1），那么只要知道父母的职业和教育程度，就完全可以推测出孩子的职业和教育程度。整个社会是完全不流动的。通过计算相关性，可以比较不同时代，不同职业之间社会流动的差异。

那么他们是如何衡量人们的成就的呢？他们利用了持续性变量。持续性变量是指你拥有一个标准可以通用于所有人，比如身高体重。教育年份是一个持续性变量，但也有问题，是否接受12年教育的人就比接受6年教育的人多出两倍的教育？5年级和6年级的差异和11年级和12年级的差异相同吗？教育是持续变量，但是内部却不平均。 身高和体重是平等的，但却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去衡量高低。因此 Blau 和 Duncan 开创了一个新的评价体系：职业声誉评价指数。1963年，他们随机让美国人去给不同的职业评分。从1分到5分，做数据处理后排序。这就体现出美国人民心目中不同职业声誉的排行。伯克利学生2012年也在线做了排序，这个结果和1963年的结果基本类似。门卫是23，垃圾工是22，矿工21，卡车司机20，这个都是一致的。最高的两个职业都是医生和律师。你们太好了，都把教授排到第三。你们对警察的排序比1963年高一些。但是两个排序基本一致。

Blau 和 Duncan 研究了大约2万美国人，他们将父亲是高声誉职业被调查者作为一个最高的阶层，去看一下他们现在的职业。结果显示，16.7%的高声誉职业的后代继续从事高声誉职业。很多人看到这个结果之后说，你看，这些高声誉职业的后代不都是从事高声誉职业嘛，社会流动性还是很强的。他们中竟然还有2%沦为农民。美国社会很开放嘛！但是，请注意，但是！你需要对比一下所有职业的后代成为高声誉职业的比例！在涵盖所有职业的2万美国被调查者中，只有1.4%的人的后代能够从事高声誉职业！现在你理解了，那些高声誉职业的后代成为高声誉职业的概率，要远远高于美国人平均的水平，要高出11.7倍之多！高声誉职业能够给他们的后代带来巨大的优势。

再看一下，那些非技术工人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中有多少成为了高声誉职业呢？0%（<0.5%)！如果你的父母是非技术工人，你成为高声誉职业的比率小于0.5%。他们中只有6%成功进入了高声誉职业下面的阶层，即领取工资的专业人士。但是所有职业美国人的后代成为这个职业阶层的平均比率是10.2%。他们中有7%和他们的父亲一样继续从事非技术工人的工作，而所有职业美国人的后代成为这个职业阶层的平均比率是是2%。 整体来说，你更倾向于成为你父亲的职业，这个概率比从事其他工作的概率都要高出很多。高声誉职业传递给后代更多的优势，而低声誉职业传递给他们的后代更多的劣势。另一个影响你现在从事职业的决定性因素是教育。综上，在1962年，父亲职业和后代职业的整体相关性是0.4。

评价一下这个研究——

首先数据太老了，过了将近五十年，很多事发生了变化，比如更多女性参与工作，给孩子带来的优势和劣势某种意义上多了一倍。

其次这是针对美国的研究，但我想所有人都清楚，中国子承父业的文化更加强大，差距必然会更大，可惜我们目前没有这样的量化研究去衡量具体的差距有多少。

第三，中国的户籍制度极大制约了教育资源的分配，也就同时制约了社会流动。

第四，相比美国，中国更加看重隐形社会资本。所谓隐形资源，就是无法量化的社会资源，包括教机遇，声誉，人脉，经验等等。这种隐形社会资本在就业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

第五，在美国的职业声誉评价指数中，官吏的声誉并没有排在前列，但是在国内这样的情况可能正好相反。（我将 prestige翻译成声誉，其实它还有威望，权威的意思。如果说声誉，很多人可能说官吏名声不好很正常，但是说威望和权威的话，官吏必然排在前面。）

因此，当前中国高声誉职业父母对后代具体影响，只会比0.4更高。期待引入更多数据进行讨论，比如：

2006年1月，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对国家重点高校进行了调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国家重点大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招收的新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呈下降趋势：清华大学2000年农村学生的比例为17.6%，比1990年减少4.1个百分点；北京大学1999年农村学生比例为16.3%，比1991年减少2.5个百分点。最新的数据中，北京985高校中农村考生比例仅为20.8%。2013年，北大新生农村生源比例为14.2%。

因此，对于很多精英来说，反躬自身，你的优秀就是理所当然的，生下来就比你的同辈们多出十倍到百倍的机会，应当为自己的不成功而羞耻，并没有任何可以吹嘘的理由。

论文和数据可以搜索书名，iTunes课程关键词就是Anne Swidler, UC Berkeley, Sociology 101。这27门课全部都有视频和语音下载，暂时还没有字幕。顺便一说，伯克利大学很多课程都上线了，真心不错。

很多人提到城市化比率上升应该被核算进录取率里面，是没错，但是同学们啊，你们想过没有，既然城市化比率上升了，城市户口的人多了，那么录取率中城市户口的人的比率比之前变动不大，就说明还有一大部分城市户口的学生不见了，莫非他们是被公正公平的高考淘汰了吗？很多人也许想到答案了，没错，中国目前一大部分城市户口的学生没有被核算进高考录取率中，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参加高考而出国了。这部分人，接近100%都是家里比较有钱的（国外本科奖学金非常难拿），父母恐怕大部分都从事着高声誉职业。他们未来回来之后自然也会继承父母的不可见资源，在人才市场上大杀四方，挤占农村户口学生们的就业空间。而很多人看到城市化比率上升，而城市户口录取率没有变化就以为真的有更多的平民学生进入了阶层上升的通道，却没有发现这种通道和就业市场的人才结构息息相关。当海龟们像以前的城市户口大学毕业生一样霸占了人才市场的顶层结构时，从就业方面来看那些平民的大学毕业生竞争力反而比以前更加削弱了，没有劳动力和技能，只能徘徊在城乡结合部，名义上是城里人，其实日子不一定比成外人过的好。这就是蚁族们的来源啊！数据不会说谎，但是对数据不充分的解读，却会让很多人陷入迷茫和错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