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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面临的两个致命威胁:债务和第三世界化
By Patrick J. Buchanan  
OP 09/07/2016

 

本文为美国著名保守派思想家帕特里克•J.布坎南(Patrick J. Buchanan)的一篇博客文章,转载自PKU法治中心。

 

在9月30日,即2016财年年底,国家债务预计将达到19.3 万亿美元。随着医疗保险、医疗补助、社会保障及国防这四个最大的预算项目支出的提高,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仅为1%,未来赤字将超过今年预计的6000亿美元。

 

因此,国家破产是共和国现实的威胁之一。不远的将来,我们会发现自己和希腊、波多黎各以及伊利诺伊州处于同一条船上。然而,我们向瀑布漂去,快要一落千丈,却没有讨论这个问题。

海明威曾提醒我们国家如何逃避债务泥潭: “对于管理不善的国家,首要的灵丹妙药是货币通胀;其次是战争。两者都会带来短暂的繁荣;也会带来永久的毁灭。但两者都是政治和经济上的机会主义者的庇护所。” “货币贬值”——列宁的描述——是我们可能毁灭债务怪物的方式。

 

海明威的第二个选项-战争,似乎受到华府环城路以内那些“智库群岛”的军事首脑的偏爱,因为他们发现普京在波罗的海和黑海开战用的也是一样的理由。冷战的领导人永远应该记住的,也是主战派的拙劣谋划者永远记不住的,是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研究1914年至1945年这三十年战争而发现的教训:“虽然身为大国的目标就是能打一场大战,但是唯一能维持大国身份的方式就是不要去打一场这样的战争。”

 

伏案写作的海明威

 

另一个现实的威胁是,如果西方人仍然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伟大文明的监护人,而且这一角色仍值得保留,那西方就面临着“第三世界化”。这一威胁来自两个因素:生育率低导致本世纪末,在人口学意义上所有西方国家的“死亡”,以及来自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和中东的似乎无穷无尽的人口入侵。

 

考虑到人口下降,以及西方人被来自其他信仰、文化、国家、大陆和文明的人取代,西方内部正面临意识形态的冲突。我们的某些精英,对这样的变化充满狂热。跪拜在在“多样性”和“平等”的祭坛下,他们默许自己的国家遭受这种侵略,还将之视为西方道德优越感的标志。直到前一阵子,安格拉·默克尔还从言论或者行动上为这些精英辩护。

 

对于那些相信多样性-无论是种族、民族、宗教还是文化的-应该被珍惜和拥护的人来说,西方世界内部对这种人口变化趋势的抵制,是道德低下的标志。因此,移民的反对者,成了被辱骂的对象。他们被贴上了“种族主义”、“排外”、“法西斯”、“纳粹”,以及其他进步论者能找出来的表达憎恨的标签。然而,从地中海到格兰德河,对这种入侵的抵制,不仅推动了特朗普运动,而且在整个旧大陆催生了众多右翼政党和右翼运动。很难看清这场危机如何能和平地自我化解。

纳粹

 

对于生活在第三世界的暴政和苦难中的数亿人来说,不仅人口增加,他们冒着生命危险逃到欧洲的意愿也更加强烈。与此同时,全国性的抵抗运动,由于非法移民和难民越来越多,是不会消散的。抵抗者看到自己最珍惜的东西正受到威胁:他们的国家、文化、生活方式以及留给孩子的未来。这些正是人们永远为之奋斗不息的东西。

 

而且,在美国,多样性带来了更紧密的团结,还是导致了更大的仇恨、分裂和解体?有人曾经想过,在公民权利法案问世的50年之后,我们仍然会在弗格森、巴尔的摩和密尔沃基看到漫长而炎热的夏季吗?

 

南卡罗来纳州的政治家约翰·C·卡尔霍恩曾经在《论政府》中预言的危机,终于在他身后成为现实。美国将分裂成两方,卡尔霍恩说,一方是交税给政府的人,另一方是“消费”政府利益的人。纳税人与用税人的冲突会持续存在。在2013年,以收入计,最富裕的1%的美国人缴纳了全部所得税的38%。收入低的50%的美国人,也就是人口的一半,仅支付了3%的所得税。

 

一个合逻辑的问题出现了:如果一个人属于不用纳所得税,但能获得各种福利的那三分之一的美国人,他为什么要把票投给一个将减免他不用支付的税收,却拿走他既得福利的政党呢?

约翰·亚当斯

 

共和党传统的各个平台,总是要求半个国家投票反对自身的经济利益。作为一项长期的政治策略,这是没前途的。新政时期,罗斯福的助手哈罗德·伊克斯,在后来成为政党教条的名言中宣称:“我们应该纳税再纳税,花钱再花钱,选举再选举。”他们过去是这么做的,现在也是这么做的。但是,这是一个不能永远持续下去的游戏。因为,正如约翰·亚当斯提醒我们的,“从来没有不自杀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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