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美国大选更热闹的，是对特朗普现象的解读。特朗普作为本土主义和白人至上的代言人，宣称在他的领导下，共和党将转变为蓝领基层群众的政党。对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批评，使特朗普被两方所厌弃，但他依然获得了参与总统宝座角逐的资格，这从侧面反映出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势力的衰退。本次选取纽约大学历史学教授格雷格·葛兰丁（Greg Grandin）发表于美国《民族周刊》上的文章《为何特朗普在此时出现？原因是帝国，愚蠢》（Why Trump Now? It’s the Empire, Stupid），在自由民主价值之外，谈谈塑造美国政治的“大格局”观。

从标题就可以看出，葛兰丁似乎认为如果舆论还在从个人角度追问特朗普受追捧的原因，显然是对美国历史悠久的“大格局”观——帝国，缺乏根本的认知。所以，问题的重点并不在于特朗普自带法西斯气质并坚持反自由主义立场，而是美国目前已经丧失了维持帝国想象，通过对外扩张来向国内做出无止尽承诺，从而满足精英利益、稀释底层不满的能力。

葛兰丁首先分析了美国例外论的两个内涵。他认为美国例外论首先在于持续不止地进行向外扩张的能力。葛兰丁指出，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将扩张的观念和经验如此紧密地整合到自己的民族主义之中。美国甚至在成为一个一个独立共和国之前，就已经孕育着扩张因素，那就是在殖民时期就已经表现出来的，霍布斯式的“贪得无厌的扩张领土欲望”。这种欲望一直从殖民开拓时期持续到后冷战时期的新自由主义（以美国为中心的普遍主义霸权政治），再到波斯湾战争。

尽管扩张过程有阶段性差异，但至始至终都贯穿着这样一种美国理念，那就是拒绝边界限制、持续向外扩张、占据领土、开放市场，甚至不惜为此发动一些必要性有待商榷的战争。据统计，美国从1776年建国起，仅维持了短短21年的和平。而这样做的代价就是制造了一个无限自我复制的死循环：不休止的战争带来无休止的敌人，而这又带来无休止的战争。

葛兰丁借用新左派知识分子的解释来论证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内政治的关系，他指出通过无休止的军事主义或者市场扩张，美国缓和了国内矛盾，并借此建立长久和稳定的政治体制。多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给美国国内造成了贫困、歧视、犯罪、暴力等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帝国式的扩张能够使其避免陷入清算这些社会问题的麻烦。这具体体现为：1）对工人阶级来说，帝国扩张使得美国可以通过对第三世界的剥削所带来的社会福利和高工资来“收买”国内无产阶级；2）对资本家来说，拓展海外市场有助于消化美国过剩的产品和资本；3）对政治家来说，开放的社会空间能够容纳更多的党派和利益集团，有效避免多数人的暴政，从而拒绝部分人平均财富和权力分配的要求。

其次，美国例外论的意义在于美国通过军事和经济扩张兑现国内民权和社会权利。葛兰丁指出，所谓的自由进步从来就不是一个美好的故事，它有着充满血腥的阴暗面，是美国的暴力升级和转移。美国历史上取得的每一次关于公民和社会权利的巨大成就，都伴随着战争和扩张：杰克逊民主时代伴随着对印第安人的种族屠杀和侵略墨西哥；重建时期伴随着平靖西部；进步主义和1898年美西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妇女获得选举权；新政和美国公司权力的全球扩张；民权运动和冷战；大社会计划和越南战争；环境保护、普遍工资保证和对老挝、柬埔寨的密集轰炸。作者指出，不管这些事件之间是巧合，还是存在因果关系，美国国内改革和军事主义之间的关联都不容否认，美国政治领导人和各社会集团通过战争换取国内政策妥协也是人所共知。

在以上分析基础上，作者认为美国这种扩张体制的最终定型是在1890年代，它的表现形式就是自由市场和干涉主义体制的最终确立。彼时由于利润下降、城市膨胀、工人游行、农民抗议，美国开始转过海外，帝国成为协调不同国家愿景的一种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军事主义者幻想国家再生、农民和工业主义者觊觎国际市场、工会领袖则希望社会和平，并从海外扩张中分得一杯羹，知识分子则试图为个人主义找一个出路。这种社会形态的结果就是1898年美国占领古巴、波多黎各、关岛、菲律宾，吞并夏威夷，并在不久之后入侵海地、多米尼加共和国、尼加拉瓜和墨西哥。作者指出，从1898年到冷战结束后的整个时期，这是包括威尔逊、卡尔文·库利奇、富兰克林·罗斯福、比尔·克林顿等在内的高层政治家都拥护的信念。

那如何解释这种美国扩张主义和特朗普的非自由主义二者的关联？特朗普主义为何在今天涌现？葛兰丁认为对此问题，既不能将之归咎为尼克松的南方战略，也不是由于经济停滞导致的白人怨恨，而是帝国安全阀体制的失效，其时间节点是2008年奥巴马总统的上台。奥巴马在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废墟中接掌了政权，此时的美国已经不能再延续帝国式的繁荣，无法分解激情、满足不同利益并整合分歧。自由贸易向保护主义让步，而奥巴马为了清理他前任留下的混乱，不得不消解美国帝国的神圣意识形态、将全球战争重塑为一个实用主义、技术主义的实用事务，这让意识形态右派通过战争和外交政策激发自己的策略无法生效。

至此，边疆的概念，这个美国例外主义的核心隐喻，一个关于未来的象征，一个美国将国内矛盾转移并稀释为一个无休止的承诺之所在，就这样死亡了。而通过本次选举可以看出，后帝国时代的美国出路在哪，不同的竞选人有不同的答案。

葛兰丁指出，希拉里毫无疑问试图延续自由贸易/干涉主义的传统路线，并以此维系美国帝国体制，而桑德尔和特朗普则都是“后边疆时代的政治家”，他们都批评美国的自由贸易/干涉主义的政治建制，但采取的路线略有不同。桑德尔试图借助社会主义来挑战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霸权，并作为能够代替市场扩张和战争的方案，而特朗普尽管也批评建制派，但由于他没有社会项目，更别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因而不得不转向本土主义和白人至上。

在文章最后，作者批评了包括罗伯特·卡根在内的美国评论家所编织的国际主义和特朗普主义/本土主义相对立的叙事方式，他指出，这种叙事营造出一个自由主义建制派和非自由主义本土派的对抗幻觉，但却忽略了问题的实质，也并没有提供真正的选择方案。在他看来，美国未来真正的选择是在于社会主义和野蛮主义之间，要么走桑德尔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要么走特朗普的种族主义路线。他认为这种选择在这个选举周期之中还不能确定，并可能由于希拉里的上台而导致新一轮的扩张和战争，但历史将证明，它不会持续太久、也不会走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