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市中心的撒尿小童和布鲁塞尔大广场，游客们恐怕不会来到位于城东边欧盟委员会大楼附近——这里只布满大把欧盟机构。以明黄色做标志的EurActiv，便是其中一间。用创始人勒克莱尔（Christophe Leclercq）的话说，EurActiv是现存以欧盟报道为专长的最大的一家媒体，“至少是最大之一吧，”6月中旬，勒克莱尔在参加维也纳全球编辑大会（GEN）的间隙接受了我的采访。

吸引我向勒克莱尔发出采访请求的是他的一篇博客文章。在那篇不太容易读懂的推送里，他列出了自1958年——这是对欧盟有决定性意义的《罗马条约》开始实行的年份——以来，将近30家尝试专注“欧洲新闻”的媒体，并给它们当中的大部分都标上了“†”。这是十字架的标志。按他的清点，这半个世纪以来，那些想要建立一个“泛欧盟媒体”的尝试，大多失败了，包括有《BBC》、《金融时报》、《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这样大型媒体的项目，也包括像是《法国世界报》等国别大报的尝试。

有一点必须澄清，对于当下的欧盟而言，建立一个跨越成员国、多元、吵闹的公共领域，对自身有益无害。欧盟事务若能保证选民、知识分子和记者等等持份者就各种议题积极辩论，不仅是在传递、教育选民欧盟承担的职能，也能够渐次增强欧盟的合法性。但建立一个健康积极的公共领域，并不容易。

因此，欧盟并非没有做出（昂贵的）尝试，但是，欧盟议会的Europarl TV已有近十年历史却仍像孩童般蹒跚；由法国、葡萄牙、波兰和意大利媒体联合建立，欧盟扶持的Presseurop，三年前花光预算，无法存活，一帮志愿者之后搭建了VoxEurop，取而代之，勉力维系；而集合了欧盟电台节目的Euronet，更是鲜有人听闻。

总部在法国里昂的Euronews，自90年代初起步，由欧洲广播公司联盟建立，相较上述几项欧盟资助的“宣传机构”，带有更强的媒体属性；欧盟对这家新闻电视台的投入至今高达2.4亿欧元，但并不持有股份。然而，2015年2月，埃及电信大亨萨维里斯（Naguib Sawiris）一举买下了Euronews53%的股份，意味着这家电视台正式从部分公共所有转为个人所有，公众对其独立性的质疑随即出现；与此同时，乌克兰银行、天然气和化学业大亨菲尔塔什（Dmytro Firtash）接手了Euronews在乌克兰的经营，菲尔塔什与克里姆林宫联系甚为紧密，此前流出消息，说这位名声不佳（曾因税务问题被美国起诉软禁在维也纳家中）的商人，想要自行制作20-25%的乌克兰新闻，争议声音一下高涨。

2000年，勒克莱尔从欧盟公务员变成欧盟媒体人，如今，EurActiv有12个欧洲语言频道，总共100名员工，每个月80万不到的访问量，他说：“不大不小”。给EurActiv投资的，有欧盟、谷歌，有保险公司、波音飞机，也有中国驻欧盟使团和华为。

作为欧盟媒体存活下来的主要原因，用勒克莱尔的话说，“我们足够专业。”大型国际媒体或国成员媒体在布鲁塞尔的驻员日益缩水，譬如版权、安全等政策细项，繁复多变，他们需向EurActiv获取内容。以“布鲁塞尔精英”为目标受众的EurActiv，更像是一家通讯社。

美国媒体《政客》（Politico），2015年4月与德国施普林格出版（Axel Springer SE）一起，在布鲁塞尔开启了《欧洲政客》（Politico Europe）。在欧盟，《政客》对政治新闻的处理也类似，更像是将“政治信息”当做商品售卖，直面相关利益集团，少了些大众媒体的尝试。

因而，自己国家的媒体，依然是欧洲各国公民接受讯息的主要途径。这些媒体自然也有大量篇幅放在欧洲事务上，但是“欧盟”在其间的角色，并不显眼。一个普遍的“氛围”是，若有成功的政策，那么是本国政府的功劳；若有失败的尝试，欧盟则需要付出责任。欧盟恼怒的是，不仅媒体没有有效地进行“欧盟”主题传播，成员国政府也没有主动帮忙。

“欧盟对内并没有那么强势的形象塑造，”勒克莱尔说，“欧盟公务员们都希望欧洲人都以‘欧盟公民’自觉，这是不可能的，而且目前的话语，很多人觉得布鲁塞尔做了太多决定。”

学界的共识则是，欧盟范围内的公共领域，并未建成。

如果说欧盟是一个政治实验的话，那么这个实验的一应设定，都极其不适合公共领域的形成。欧盟使用24种官方语言，这些语言持有者，世代从未在一个“欧洲国”下生活过；欧盟的技术官僚，在成形之初，让各国权力的让渡显得不那么突兀，同时也间隔了欧盟机构与欧洲公民的距离，欧盟议会五年一选，投票率连年降低；今天的欧盟事项，盘旋在利益集团、政府间合作机构、官僚与神秘的外交话语之间，欧盟政治也难以用传统的“左右”之分解释。

这曾被德国社会学家卢曼（Niklas Luhmann）称作“自创生系统”（Autopietic）——自己生成自己，自己与自己玩得愉快。

威尔逊（Simon Wilson）是BBC欧洲站站长，最近，在雅典的一场关于欧盟媒体的座谈会上（没错，这样的座谈会层出不穷），他说：“新闻到底是本土的，真要一个跨欧盟的媒体，最可能的情况，并非自上而下的设定，而将是自下而上产生。”

换言之，并不是媒体失败了，而是欧盟在民主与政治的进程中，并未能给公共空间足够的养分：身份识别不强、意识形态竞争不激烈、政治与经济混为一谈。这些其实都是欧盟在建立之初，为了加强各国融合的策略，但如今，它又反过来影响了今天的“形象”塑造。在欧洲各种矛盾毕显的时候，公众仍对欧盟事务只知半解或毫无兴趣，势必为隐患。